美国耶鲁大学曾经做过一项关于阅读的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80%的人读书习惯在15岁以前塑就，15岁以后人们的阅读习惯很难改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读书习惯仅指没有外力压力下的主动读书，不包括外力压力下的学习，如苏洵27岁之后为科举功名悬梁刺股、囊萤映雪，不在此列。
所以读书习惯最好从小培养。
自文字诞生以降，由于造纸术与印刷术尚欠发达，流传于世的书籍多为水平较高之作，快餐文学、垃圾文字很少，故而古人讲“开卷有益”其有来自、良有以也。15世纪末，意大利出版家马努提乌斯发明近代标点符号以后，出版业获得长足发展。随着印刷术、造纸术的突飞猛进，如今的书籍已是恒河沙数、不知凡几。《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作者杨慎，是明朝才子，其父为当朝首辅杨廷和，杨慎状元及第后舆论皆以为实至名归，而非拼爹结果，因其有“无书不读”之名。而今，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一百个杨慎也无力遍睹。选择太多，往往无所适从，笔者也曾为此茫然：“纵使一年读书50本，五十年才2500本，不过沧海一粟”。忽有一日醒悟：“书虽多，却有等级”。等级越高的书越少，等级越低的书越多，同质化也越严重，此类书介于可读可不读之间，取部分阅读即可。把等级划分清楚，就不用担心书太多一辈子看不完。
美国当代哲学家、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指出：“战争、和平、动乱与安定，繁荣、衰退、出生和死亡，在历史长河循环往复，真有所谓的进步吗？人类现在与过去有什么本质不同？文明又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推动人类认识自己，提升自己，解放自己？”最后，杜兰特得出结论：“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对心灵的启蒙和个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学家和圣贤。”
由此可见，第一等级的书籍是思考人自身的意义、活动价值，从本质层面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并塑造、提升自己、启迪心灵和心智，指导人与世界，人与人互动的学问。其思想深度与高度远迈同代英彦，传诸万世而不朽的作品。此类书籍难以简单地冠之以“经典”形容，是经典之中的经典。宋朝大思想家张载《西铭》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笔者以为：以“天地立心之书”来形容第一等级的书较为合适。
依照杜兰特的字面意思，自元朝(公元1279年建立)迄今700余年间，中国第一人无疑是王阳明与他的《传习录》。但如果体会杜兰特讲话精神，把这句话理解为”圣贤级大思想家”，那么，还有一人与他的著作无疑和王阳明比肩，那就是曹雪芹与他的《石头记》，因为大文学家必定是大思想家。
笔者曾经对改自《石头记》的《红楼梦》非常不屑，认为一本讲吃喝拉撒、谈情说爱的书籍，怎么可以算名著？又听说此书超越场面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人物雄毅英迈、识略粲然，奇谋秘计迭出，尽显一流智慧的《三国演义》，而位居四大名著之首----更令笔者无法苟同。
直到第三次读《红楼梦》之后，才被深深吸引，改变了以往的轻视，对其仰之弥高、钦崇之至：诗意化的人物、诗意化的语言、诗意化的情节，汇聚成最具诗意的作品，这是美的巅峰，是汉语言文明永恒的骄傲，是世界文学最高水平的著作。
或许有人会认为林黛玉成日哭哭啼啼、无病呻吟，但如果我们理解屈原、理解陶渊明、理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作者海子，就会对这位旷逸绝伦、邈焉难继的的世外仙姝多一份理解和敬意。
陈寅恪先生纪念王国维先生有一段很有名的话，笔者将其略改两字评价王阳明、曹雪芹二位先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所学，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矜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第二等级是”经典之书“，对“经典”一词的定义，笔者以为：“经典是指充满灵性，普通人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写出的作品。”传统观点认为经典是各知识领域中典范性、权威性、原创性、独特性作品，拥有丰富人文内涵、历史积淀，经久不衰的千年之作。
所谓各知识领域，在社会分工日趋精细的当今时代，已找不到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对哲学、心理学、经济学、天文、地理、物理、医学、文学等样样精通，均富创见的通才，故而也不存在囊括所有知识领域的通才之书。我国清朝时期，以经、史、子、集四领域囊括所有书籍，当代，以高等教育分类为例，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在博士、硕士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划分为382个二级学科。此后，二级学科数量、名称每年均在动态调整中，但没有作根本性的变动。总体而言，自然科学理、工、农、医、生物、信息等学科门类可分为200个左右的二级学科。人文社会科学中哲学、法学、经济、教育、文学、历史、教育学等学科门类也可以分为200个左右的二级学科。经典之书是本领域教学和研究者耳熟能详、难以忽视的书籍。
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主张读经典，他给经典的定义别出心裁：“经典是谁都知道，但谁都没读过的书。”贺教授之所以主张读经典，因为人的成长过程需要有一种特别广阔的知识视野，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所学专业。贺教授还引用美国著名法官汉德的话说：人们与经典至少应该有“点头之交”。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与贺卫方意见相左，她认为：“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时代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的理解他的思考对当下的意义。”刘瑜同时指出：我往往不知道很多“大师”的具体问题意识是什么，其思想的土壤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那个土壤和我今天所处的世界有何异同。那么我为什么要读呢？仅仅因为它们被放在书店名著栏上？当然，绞尽脑汁去体会这些经典深意，肯定也能有所悟，但你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任何东西，它都会有深意。
二位学者表面上观点相悖、针锋相对，其实强调的是两个层面。经典有其传世价值，传世意义，经典气度恢弘、思想深邃，拥有那个时代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广度与深度，具有超越尘俗的开拓性和创造性，超凡的情怀与智慧。对当今世代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启发意义，其意义侧重在对思维的开拓和启迪，重点在推导的过程，对读者器识的培养，但如果涉及到具体论断对当下的指导意义，以及具体论断在当下实践中的验证，则有可能舛讹百出、愆谬多有，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导致现实基础都已经完全不同。简而言之，经典最大意义在培养“器识”——气度见识、涵养与精神境界。宋代刘挚有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
至于解决当代具体层面的个别问题，未必是数百乃至数千年前的经典著作之所长，对此，当代的专业书籍或许更接地气。
刘瑜的话这也提醒我们对经典需要时刻保持警觉而不可盲目崇拜。经典能为我们打开智慧之门，进门自后如何寻觅智慧还得靠自己。戚继光读武经七书(中国古代七本最著名的兵书)的过程或可为我们提供借鉴，他阅读《六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孙子兵法》等书籍时，常常是边读边注语批驳，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读到哪里就批到哪里，将这些传世兵法批得体无完肤。这种批判性吸收的阅读习惯，颇有可取之处，正如宋朝思想家陆九渊主张的那样：“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在当代经典中，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值得一读。
第三等级是“逸群之书”，这是高水平的局域之学。此类书籍由当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践领域翘楚所撰，超出大众水平，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原创性。若以25年为一代，此类书籍是1代甚至2代、3人中的杰出作品。对检察人而言，我国刑法学界高铭暄、马克昌、陈兴良、张明楷等人的代表性著作即属此类。清华大学教授张建伟认为：“剥去基本的法律知识外壳，法律人应该从文学、艺术、历史等人文学科获取对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等的深切体察和感悟，还要将贯穿于这些知识中的人文精神内化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去，这才能形成一个法律人的内核。”仅仅关注张明楷、陈兴良等当代知名刑法学者的书籍可能导致知识面过于单一，检察人需要更广泛的涉猎、阅读，以培养宽阔的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底蕴。
第四等级是裨益之书，这是中等水平的局域之学，此类书籍的作者均有一定见识，书籍也有一定的知识含量和实用价值。这一等级的书相对较多，我们常常遇到，刘瑜教授所推崇的既是此类书，这些书亲切、易读，认真阅读不无裨益，如美国作家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就以大量研究数据证明：当今的暴力事件与暴力行为较诸人类历史，已经大大减少；二战之后，发达国家之间已经不再发生战争，关系也大为缓和；各种仇恨犯罪、家庭暴力、社会暴力均显著减轻。文明进程从内部提升了人类同情心，并从外部制约了暴力行为的扩散与暴力思想的传播。
第五等级是消闲之书，此类书籍属于文化快餐，见识平庸，品味不高，鲜有知识含量，缺少予人的启迪。读时较为轻松愉快，读完之后缺乏值得品味的余韵。我们平时阅读的书籍大多是第四等级的裨益之书和第五等级的消闲之书。
第六等级是垃圾之书。第五等级书籍品味庸俗、见识浅陋，尚属于“水平不济“范畴，本等级则是“故意为之”，出于个别集团、一小撮人利益，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谎话连篇，与人类文明进步背道而驰，以歪理邪说蛊惑无知之人、欺骗普罗大众。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正是其注脚。
读书在在检察机关中有二作用：
一、格道治术，修器育识，越超法匠。 “工匠精神“这是这几年的社会热词。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2014年对北大学子说：“对于很多年轻的北大人来说，缺少的往往不是雄心壮志，而是“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精神。”——这句话对检察人尤其是年轻检察干警同样适用。大家缺的不是雄心壮志、理想激情，而是“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工匠精神。“守正笃实”对我们检察干警而言就是守护正义，踏实办案。 “ 久久为功”，意味着办案过程中敬业、耐心、稳重、专注、精益求精——这就是工匠精神。学法律最怕变成两种人：“一种是把法律玩死的人，一种是被法律玩死的人。”工匠精神值得高度肯定，但仅仅成为法律界工匠，可能导致视野偏狭、囿于一隅、机械断案(今年舆论热议的于欢案一审即为一例)。爱因斯坦指出：“专业知识可以使人成为一部有用的机器，仅有专业知识的人，不过更像是一条经过良好训练的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提醒法大学子：如果你精通法律，却无思想，你精通法律，却无良知，你精通法律，却无灵魂，你精通法律，却无担当，不过是一群“喝酒不再赊账的孔乙己”而已。
读书可以培养器识，引领我们超越法匠，让我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术精，”思想、灵魂“道明”。
二、解决“怀才不遇“的困惑。怀才不遇是当今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检察机关这类精英汇聚之所概莫能外：“我水平那么高，是千里马，为何没有领导赏识？”“某某才能不如我，水平不如 我，德操不如我，为何升职比我快？”“凭我的能力可以胜任副总理，为何连个副检察长也当不上”------类似怀才不遇的困惑在今后数十年里将或重或轻地影响着大多数同志。
解决之道是“树立目标，埋首前进，坚忍不拔、向着标杆直行。”这一目标，应包含部分非功利主义因素。功利主义是人进步的动力，但完全的功利主义，不仅会遗忘初心，也会阻碍对更高境界的追求。因为功利主义的力量虽强，但依然有限。纯粹的功利主义不能提供长久、持续、不竭的动力。当功利目标长期受挫时，人也将逐渐失去工作激情、进取意志与自我提升的动力。自我提升的不竭动力来自：树立这个目标，是因为对目标本身有兴趣，长时间从事而不会厌倦，而不是附属在这一目标上的名利。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指出：“许多人持有这样观点：世上的事总是被命运或上苍主宰，而人们再聪明也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命运只能影响我们一半的行为，还有一半要靠我们自己去主宰。”
如果自己已是千里马，但领导不赏识，那可以把自己培养成万里马，当自己一骑绝尘时，远超众人时，上级总有一天会赏识。我们无法主宰上级赏识谁，但可以主宰自己成为万里马。
人的痛苦来自于自己的失败，但更多来自于别人的成功。自已的失败，有时候一年也寻不出一件，而别人的成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日无之。离自己遥远、与自己生活无直接关联之人的成功或能给人以启迪和激励，多数成功----尤其是自己周围熟人、朋友、同事的成功，给自己带来的除了不快，就是失败感，并无正面意义。作一个幸福的人，要在别人的成功和自己的感受之间树立起一道过滤墙，过滤别人成功对自己幸福感的心理冲击。这道过滤墙的建立，可以通过读书来达成。
结语：
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眼中的世界与圣贤眼中的世界是不同的，因为彼此的观念迥异，由此衍生的物质世界差异巨大、迥然不同，这也是我们与圣贤的距离所在。所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濂认为：“改变观念就等于改变世界”。境能随心转，这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
我国田园诗人辈出，士大夫暂时寄情田园或可消闲、怡情，但田园地主与田园农民毕竟不同，许多人认为，一辈子作农民是人生的失败，长年的农民生活平淡而艰辛“败屋萧条无壮息，自向薄田收黍稷，筋疲力弊不入腹，示议县官租税足”。而在陶潜眼中，却不失诗意：“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静寄东轩，闲饮东窗。翩翩飞鸟，敛翮闲止”。美由心生，内心若是芳草，眼中亦处处芳草。这恰是境随心转。陶潜在琐细的生活中发现诗意，把平淡的人生引向澄明。真实的底层检察工作同样琐细平凡、长年重复，下班之后的生活亦是如此，并可能永久持续下去。几乎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功业等待我们，不会有成百上千的人供自己领导。正如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对北大法学院毕业生指出的那样：“具体生活永远在琐细平凡的当下， vision这 个词 更多 译作 幻觉。”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内心，心变，世界也会随之改变。纵使是同一份工作，干着同样的事，读书的人对工作价值的眼光不会如此肤浅，不会狭隘地盯着眼前的得失，在平常的家庭琐碎中也更能感受温情和诗意，对生活之美的发现也会更会心。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暗恋的人会引用泰戈尔诗句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读王阳明《传习录》会感受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从知到行之间的距离。能知远远不意味着能行。所以王阳明毕生倡导“知行合一”
——知道而做不到等于不知道。读书，若是无力“起而行”，与不知道其实差别不大，衡量真知的标准在于知而能行、知行合一。
